从发展趋势来看，治理与善治制度，以及作为其支持的价值观和知识，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在全球范围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共识。
因为三十年来宪政理念已被社会乃至学界广泛认同，成为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成就之一，所以，宪政和专政的学理矛盾，在现实中就表现为中国政治社会实践同宪法文本之间的冲突。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说法，在西方直到波拿巴时期，专政一词才具有了贬义。
对此抵牾，郭道晖、马岭等学者试图通过区分专政和专政手段、法律制裁两概念的方式来予以缓解。早在1937年，萧公权就指出，现代国家究其立国的根本原则，可以大致分为宪政与独裁两类，其区别在于，前者以人民的智慧为基础，后者以民众的信仰为基础。因此，被看作是一种阶级斗争策略。在1920年代初，专政和独裁两词是通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经典公式中，已有学者注意到，对字意味着人民之上，似有一个主人，这是政治生活中家长制流行的观念根源。
我国主张宪政的学者通常回避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宪政思想同我国宪法专政条款之间的内在张力。刘山鹰认为，专政条款只能在共产党领导这个特定意义上理解才对。然而，内部审查又普遍存在动力不足、程序不公开、法律标准不明确等制度性缺陷，难以发挥制度预期功能，难以推进法制统一和增进公民对国家与宪法的认同。
中国人大系统中代表兼职化与委员专职化是存在因果关系的，而这种组合状况显然大大降低了中国人大系统的民主正当性和实际代表性。中国立法权规范化的过程同时必然是民主政治和宪政法治的成熟发展过程。（2）通过社会多元群体的参与形成针对利益集团以及专家集团的竞争性均衡格局，确保法律的公益取向。（2）在代表提案主导性改革完成之前，应通过明确的比例制划分不同来源的提案数量，保证最低限度的代表提案不利不低于50%。
从中国宪法体系来看，宪法上的人民主权原则作为宪法之道化成了两个代表制肉身：一是指向国体条款的真理代表制，其核心宪法含义是通过先进政党完成代表性的制度化。然而，这些创新性的制度机制却并未发挥预期的法治效果。
如果等到表决环节才举行全体会议，审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基本上被排除了。立法成果的体系化显然是立法权行使的直接结果。当然，中国立法权规范化的问题绝不止于上述方面。当然，这种面向公众的听取意见制度只能是人大立法的一种有益的补充，不能成为立法权规范建构的重点，需要注意：（1）人大制度之完善仍然需要循着强化代表之代议职能和审议程序的方向展开。
这些创新最终被严格控制在政治—行政的内部审查框架之内，处于外部的司法系统和社会公民系统无法进入。确实，如果代表专职化了，委员的权力与作用势必要下降，因为代表在民主正当性上天然高于委员。（3）降低代表联名提案的门槛限制，最终实现代表个人的提案权。程序问题与立法民主性的质量息息相关，因而应该成为立法权规范化改革的重点之一。
2、立法权程序的规范化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中国立法权的程序分为提案、审议、表决和公布。在现代国家意义上，立法是权力之源，是规范之源，立法权的规范化就是中国法治的正本清源之举，意义深远。
这些事件和讨论都与中国人大制度的代表性及其负载的立法权如何规范建构有关，都涉及到代表与人民之现代法权关系的安排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应适当减少，因其作为二次代议机构缺乏足够的民主正当性。
此外，中国宪法上还预留了人民直接参政的制度空间，且在中国近来的宪政发展中颇有与代表制并驾齐驱之势。这样一种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具有人民主权的原型意味，但不是制宪权意义上的人民的整体出场，而是宪（法）定权意义上的有序参与，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公民依据法律对国家权力过程的参与权和公民在社会领域中的自治权。这是代表法自1992年制定以来首次修改，不过，立法者似乎是针对代表专职化的呼声而做出反方向的规定，即增加规定代表不得设个人工作室以及代表不脱离各自生产与工作岗位。至于审议程序，主要问题在于分团审议的问题，这不利于体现全国人大作为代议机构的整体性，而且全国性立法所涉及的绝对不是一两个部门或代表团的利益，而是整体利益，故应该通过议事规则的改革实现法律案审议的全体化此外，正在兴起的立法公开听取意见制度也值得进行认真的规整和引导，使之成为立法民主性的重要补充形式。5、非代表制的补充：立法公开和参与最近一些年出现的全国人大开门立法的现象值得关注。
在解释《代表法修正草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表示，鉴于中国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是代表履职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中国人大系统中代表兼职化与委员专职化是存在因果关系的，而这种组合状况显然大大降低了中国人大系统的民主正当性和实际代表性。
从中国宪法体系来看，宪法上的人民主权原则作为宪法之道化成了两个代表制肉身：一是指向国体条款的真理代表制，其核心宪法含义是通过先进政党完成代表性的制度化。代表专职化是提升人大代表内在品质的关键因素之一，从长远来看无法回避。
如果实行专职化，这些问题都会逐步得到解决。本文首先从专职化的角度对中国人大制度的代表性及其制度缺陷加以解释与评估, 接着从程序与机制的视角对立法权的规范化予以考察和论证，前者构成中国人大制度的代表合法性来源与代表性的内在品质，后者构成作为人大制度主要功能的立法权的运作面向。
中国的问题是，工具是专职化的，而主人却是兼职化的。人大系统的真正主体应该是代表而非委员。按照1982宪法的框架，中国采行的是一院制，但又并非纯粹的一院制，理由在于：（1）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对独立于全国人大，在后者闭会期间履行着国家立法权，一方面构成纵向意义上的第二院，另一方面构成时间意义上的二次代议机构。代表的兼职性导致其一方面无法摆脱具体地域或行业的利益关联而成为真正的人大代表，另一方面也使其无法投入合理有效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履行代表职责。
所谓的向中央要政策，就是希望稳定获得超越同级其他地方的特别立法权。只有统而观之，我们才能在更加完整的理论与制度视角中呈现中国政治现代性建构过程的代表—人民之关系。
人民是现代法权体系的基石，其如何在宪法上自我实现是现代政制的关键。良好的政制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代表制，纯粹的代表制很可能是一种贵族制而非民主制，很可能造成少部分精英完全掌控政治与文化资源的失衡结构，造成一种新的专制。
（2）通过社会多元群体的参与形成针对利益集团以及专家集团的竞争性均衡格局，确保法律的公益取向。中国立法权规范化的过程同时必然是民主政治和宪政法治的成熟发展过程。
提案权涉及立法议程的设定，关系重大，因此应朝着充分发挥代表本身作用的方向进行改革，至少应逐步实现：（1）平等化的提案处理程序，多进行提案指导，少进行对不同提案来源的歧视。当然，这种面向公众的听取意见制度只能是人大立法的一种有益的补充，不能成为立法权规范建构的重点，需要注意：（1）人大制度之完善仍然需要循着强化代表之代议职能和审议程序的方向展开。2、立法权程序的规范化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中国立法权的程序分为提案、审议、表决和公布。因此，在立法权之主体结构（议院结构）一时难有突破的情况下，议员的专职化就成为加强和改善人大职能的关键性制度举措。
如果中央与地方的事权界定权单方面属于中央，则中央很可能通过摊派形式推卸国家责任，而通过回收形式过度汲取地方财富。立法成果的体系化显然是立法权行使的直接结果。
通过2003年的河南种子案，《立法法》中的冲突规则的非司法性得到人大系统的确证，法律规范审查的司法化受阻。此外，中国宪法上还预留了人民直接参政的制度空间，且在中国近来的宪政发展中颇有与代表制并驾齐驱之势。
全国人大本身发挥作用的时间和领域极其有限，全国政协的参政议政并未有效地制度化和权力化。这些创新最终被严格控制在政治—行政的内部审查框架之内，处于外部的司法系统和社会公民系统无法进入。